移民资讯周保松:自由和平等都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

周保松 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广东茂名化州县,上世纪80年代中移民香港,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,英国约克大学硕士,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哲学博士。现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。著有《政治哲学对话录》、《相遇》、《自由人的平等政治》、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等。

本报乔鸿顾问李怀宇发自香港

和周保松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师餐厅共进午餐,路上遇见高锟先生夫妇。高锟先生留着大胡子,红光满面地走进餐厅,笑着向大家打招呼。周保松感慨“高校长”因为身体的缘故,可能已不认得他,但还是专门送上新书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,其中有文《真正的教者—侧记高锟校长》。

周保松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。1985年,他在茂名化州乡下过得不亦乐乎。有一天,妈妈告诉他:“过几天我们要去香港。”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哭。一般人到香港很开心,他却对香港没有任何向往。此前,他关于香港的印象,仅限于电视剧《大侠霍元甲》、《大地恩情》、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以及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侠小说。

1985年6月30日,周保松跨过罗湖桥。在香港,十多平方米的木板隔间房分为两层,父母住下层,他住上层,不能站直,得弯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。周保松在日记上写道:“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,现在要我死也愿意。”作为新移民,周保松经历了两个世界的急速转换与断裂:“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,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。没有邻居,没有社群,没有共同语言,没有别人的理解和同情,只能捱和忍。” 实际上,周保松移民到香港后,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新移民背景。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香港的生活,至今仍在对抗香港所谓的主流价值—“中环价值”。

最近“蝗虫说”引起众说纷纭,周保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:自由行的朋友不是蝗虫,新移民也不是蝗虫。结果好像捅了一个马蜂窝,最少有20家海内外媒体想采访他。而香港在争论“你是香港人,还是中国人?”时,周保松的答案是:“我是香港人,也是中国人。我没有觉得香港人跟中国人是对立的。”他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香港这个移民城市:“我发现内地很多朋友总喜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想象香港:香港以前是殖民地,现在回归祖国,祖国是你的母亲,而且祖国给了很多恩惠给香港:不用交税、自由行……你不感恩戴德,还要反来反去‘反蝗虫’,太过分了。但从香港人的角度,很多年轻一代看到的不是这些,他们觉得香港人受压迫,护照移民,‘双非’孕妇来香港产子,本地人的福利越来越少,楼价被内地人炒得天那么高。”

周保松觉得香港是个纯粹的经济城市,甚至将教育也理解为产业,将之变成一门生意,因此带来很多坏的后果。当年他考大学,身边成绩最好的朋友都进了商学院。1991年,周保松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,但在大学的头两年,他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了困惑,终于在大三时转读哲学。转系之前,周保松修了陈特先生的《哲学概论》课,第一次接触哲学问题,大受震撼。陈特是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的学生,晚年得了癌症,临终前与周保松、陈日东对谈,后收入周保松的新书。

在香港中文大学,周保松读书以外的主要时间是办学生报。当时的中文大学正是高锟当校长的年代,充满了自由开放的风气。在哲学系,梁文道是比周保松高一级的师兄,两人都喜欢逃课,偶尔才会见面—同期的许多同学后来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。

1995年,余英时先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,周保松负责接待。那天清早,周保松陪余先生从新亚会友楼走去开会的祖尧堂。在新亚路上,余先生问周保松对什么哲学家有兴趣。周保松说:“罗尔斯。”余先生说:“罗尔斯刚出版了一本新书,对早期观点作了不少修正,值得好好读读。”这本书就是《政治自由主义》。一年后,周保松在英国约克大学便以这本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;他在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,也是研究罗尔斯的《正义论》。

2002年,周保松学成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。老同学陈日东说他是新亚精神硕果仅存的继承人。周保松说:“在中文大学的传统里,最有身份认同和最有书院意识的肯定是新亚书院。讲起来也是一种缘分,钱穆和余英时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,不是具体的观点,而是读书人的人文关怀。”

罗尔斯:以一人之力,复活政治哲学传统

时代周报:你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罗尔斯的学说,在20世纪而言,罗尔斯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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